老人家今年已经九十岁了，可是，如果不是因为特别介绍，我们根本看不出他的实际年龄，他只是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人一样，头发花白了，牙齿有些脱落，体型消瘦一些，事实上，他右肩上背着小背包一路走来的样子，脚步竟是轻松利落的。
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对于这样的年龄总是充满敬意，感到好奇，对于这样年龄的长辈多少有些小心翼翼，有一种想象出来的虚弱感，其实老人家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风烛残年，他甚至有些调侃自己，“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活了这么久，时间一天天过得很快啊，一下子就这么老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那调侃中听到一丝无奈。
徐福根老先生是第一代移民，他1923年出生于中国上海浦东，那时候，浦东是一片泥沼乡村，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超过一甲子，他第一次随同家人去了上海，原本想回浦东家乡走走看看，他发现童年残存的记忆被彻底封存了，眼前所见景象没有一丝一毫是自己熟悉的，就连黄浦江也不是，唯一有些亲近熟悉的就是上海话，可是因为自己已经很少讲了，嚅嚅地蠕动嘴唇，心里泛起阵阵涟漪，很想发出那软软糯糯的乡音，后来竟是一片沉默。但他心里是明白的，乡音无改，恍如隔世啊。的确是无从辨认了，不仅浦东，不仅上海，整个中国经历了无数次天翻地覆的改变，而自己这九十年辗转人生不也是一变再变？
其实，作为第一代移民，徐福根所经历的人生转折，命运迁徙并非曲折多难，但是隔着历史烟云，重新回望曾经走过的足迹和旅程，却是如此孤单、寂静，从孤独中来，到孤独中去，也许，最重要的就是三件事，缝纫机，照相机和三江会馆。
我在2012年加入到新加坡三江会馆的历史小组，很想踏踏实实为会馆留下一些可以传阅的文字，想做的事情很多，但是重要的还是踏踏实实，一点一滴做起来，于是就想到这位徐福根老人。因为他告诉我，他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加入了三江会馆，不过是马来西亚吉隆坡雪兰莪的三江会馆。
因为他热爱摄影，每逢会馆举办活动，他都尽量争取参加，而只要参加，他就扮演义务摄影师，因此举凡会馆所举办的活动，他家里留存了大批照片，数量之多暂无法计数，老人还不忘幽自己一默说，因为他做摄影师，所以我们没办法在照片中看到他当年的身影。
这些旧照片既是三江会馆一路走来的会务发展记录，也是一个第一代移民长久以来与会馆所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和特殊因缘，对于今天的年轻人，会馆以及会馆文化或许已经比较陌生和疏远，我庆幸自己能够感受到会馆从历史中走来那份宽厚、温暖、慈悲、仁爱，能够感受到会馆对于这样一些渐渐走入历史的老人们一路走来，彼此的依附联系，我不知道这样一种关系未来是不是也将走进历史，成为绝唱，但我想把我自己的这份感动记录下来，再从这层关系中穿越，直接感受原本第一代移民们，不是经济的，不是战争的，不是地理迁徙的挫折、委屈、艰难，而是一直以来伴随生命过程中的人的孤独和苍凉，人生本质意义上的悲观、荒诞、无奈，所以，在生死之间的每一天都要给自己以鼓励，让自己勇敢坚强快乐。
这位九十岁的老人在说起自己的童年的时候依然有孩童的淳朴天真，他说，他的父亲原先在上海就是一位裁缝，不过父亲是一位见过世面的裁缝，最早去了日本，在日本呆了五年，发现生意难做很难赚到钱，于是就去了新加坡，把两位哥哥也带去。
1936年，他也来到新加坡，那一年他才13岁。那时候，中国开始爆发战争，也许家乡的人都很羡慕他们一家可以逃离战乱，也逃离贫穷。来到新加坡，住家在繁华的水仙门，父亲开起了裁缝铺，两个哥哥在店里随同父亲做学徒，一家人的确可以说过上一种虽然清贫劳碌，但还安居乐业的平静生活，也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又娶了第二房太太，于是原本兄弟中排行最小的徐福根，后面又增加了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组成一个大家庭。
当徐福根说到他父亲的第二房太太时，他的表情有些小小的尴尬，这是我觉得有些奇怪的，他补充说，那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很平常的。我相信也是，移民的人，漂泊在外的人，无论男女都有掩饰不住的孤单寂寞，并且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一大家子人最后妻离子散，子孙凋零也是平常事情，毕竟传统的华人还是相信多子多福。徐福根平静地说，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关系非常好的，大哥今年已经九十多岁，因为练太极，练气功，身体还好，我偶尔会去新加坡看他，第二个妹妹嫁得好，嫁给一个有钱人，住很大的房子，我去新加坡就住在她家。
徐福根依稀能够回想起少年时一家人楼下开店，楼上住家的简朴生活，偶尔他会和哥哥们到离家不很远的首都剧院看场电影，就在他家对面有一间非常出名的洋服店“永荣”，不过那是广东人开的，好像现在还在。
说到上海裁缝那是有些历史渊源的。1843年 11月， 按照《中英南京条约 》的条款，上海正式对外开放。从此上海由一个海边渔村一路演变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第一大都会。也因此，从一开始上海就不同于中国其他有悠久历史的古都，大城，上海具有与生俱来的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洋派”。
作为一个新兴城市，上海也对周边省份的居民产生吸引，形成区域性移民风潮，1843年后，来自苏 、浙 、粤 、皖 、鲁 等周边省份的移民和其他海外移民一起构成新的上海人口，共同促进上海的城市发展。
鸦片战争后，浙江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催生了大批民族资本主义，一些新式企业应运而生，其中重要领域就是纺织行业。并且由于宁波口岸的开放，接踵而来的是一些蓝眼珠，红头发的洋人，当地人称他们“红毛人”，一些脑筋灵活，快手快脚走在前面的宁波裁缝开始给这些“红毛人”做衣服，于是就有了一个特殊群体“红帮裁缝”。
红帮裁缝们，宁波商人们又来到开埠初期的上海，把洋布、呢绒、服装等新式商业带进来，几乎执上海纺织服装业之牛耳。到上个世纪初，中国的男人剪掉了满清的长辫子，发型的改变也带来服饰文化的改变，中山装、西装、旗袍、连衣裙使到上海变得越来越时髦，尤其是一些受新式教育，从西方留学回来的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人士更是引领时尚潮流，上海就走在潮流的最前端。上海裁缝也因此海内外闻名。
上个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一些三江人纷纷“下南洋”，形成新的移民潮，于是在当年繁华的新加坡、槟城等地出现了一些做裁缝的三江人，但似乎新马社会并不区分他们究竟是来自上海还是浙江，统称他们“上海裁缝”，他们做生意殷勤、服务周到、忙碌、勤劳，最重要的是他们善于与人打交道，善解人意，在他们的小小店铺里有几乎与上海同步的画报杂志和服装式样，于是上海裁缝们在南洋一带打响知名度。
1942年日本人占领新加坡，幸运的是徐福根一家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因为他的父亲会日语，被召到日本人工厂做工，因此一家人靠着父亲的一点收入勉强度过那段特殊艰难岁月。
战后，父亲听说马来亚芙蓉一位裁缝同行的店铺需要招人合伙，于是父亲带着刚刚20岁的他就去了芙蓉，因为哥哥们已经独立，可以支撑门面，其他弟妹们就留在新加坡，一家人分作两地。再后来他自己独立支撑门面，就来到首都吉隆坡。
选择来吉隆坡，徐福根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反正整个南洋都是陌生地，到哪里都是一样的，不过，因为吉隆坡是首都，可能机会多一点吧。但是，吉隆坡人不会说自己是首都的人，还是说吉隆坡人，他形容他居住的地方根本就是贫民窟，这么多年来，虽然吉隆坡社会发展城市面貌改变很大，但他所居住的那一区变化并不大，出了门，到处臭气熏天，老居民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形迹可疑的外劳。他淡淡地说，这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是做自己的生意，每天都是在家里，不用出门的，忙忙碌碌，日子很容易过。
说到徐福根的裁缝手艺，这是他最感到满足、自豪和骄傲的，虽然一直都是在家里接单做生意，从未在闹市区、在街边开过档口，徐福根居然长达四十多年一直做律师袍，并且每五年一次大选之后他还要做法官袍，国会上下议院议长及副议长，州议会上下议院议长及副议长的议长袍以及国会女议员的制服。
说到这些颇为不平凡的个人经历，徐福根的脸上明显阳光灿烂，他至今保留着很多当年所做的大袍的彩色照片，放在一本已经非常陈旧磨损的小相册里，里面的照片也有些暗淡，底色沉闷，不过那些大袍的威严庄重华丽气派还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并且还保存一张1995年5月4日的《南洋商报》，报纸不吝啬版面给了他一整版的报道并附有大小图片六张，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他做大袍的经历。
据说还是在六十年代，有朋友从英国带回一件律师袍，并告诉他说因为缝制一件律师袍费工费时，尤其手工复杂，当时大马还没有人能够缝制“律师袍”。
从小在这个行业闯荡，已经经验丰富的徐福根有些好奇不解地接过律师袍，里里外外仔细观察了半天之后他看明白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只是需要特别费工夫，也要比较细心，有耐心。
于是，从那时候，因为这个难得的机缘，他开始缝制律师袍，直到他退休。全国数千名律师中，超过半数的律师袍都是来自他的精心制作，而全马大概有三位缝制律师袍的裁缝，他是其中之一。至于“法官袍”、“议长袍”、“女国会议员制服”等就只有他一家独立完成。
已经离开裁缝生涯十多年，但是对于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经历，看得出老人还是非常欣慰，津津乐道。他指着旧照片详细给我们讲解法官袍、议长袍的差别，鲜红色的法官袍是判决死刑犯人时穿的，通常的法官袍是镶了宽大金边的黑色大袍，这些金边的花纹造价不菲，是由吉兰丹州生产供应的宋吉“songket”，单是手工及材料费就超过两千令吉，等等。
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有传统上的假发、长袍、领带的要求，以显示法律的威仪庄严，不同顏色、不同質 料及不同款式等的長袍表明法官、律师的的不同职阶，徐福根不需要亲自为这些律师、法官量身材尺寸，会有专门人把量好的尺寸以及配套布匹材料交给他，他就开始缝制，因此，做了几十年的大袍，他只认得他做的衣服，却是不认识法官、律师的。
国家通常每五年进行一次大选，每次大选后，国会上下议院议长及副议长，州议会议长以及女国会议员们会重新任命，然后就要做一批新的大袍，那也是他最忙碌的时候。这些大袍90%靠的是手工，只有10%是使用车工，把大袍缝合完成，费时费工就在于此，并且这些细腻精致的手工，一个学徒如果没有三两年的操作经验也是不能上手，担当不起的。
我在徐老先生的缓缓叙述中仿佛看到时间的缓慢流动、寂静消逝，一个人，一辈子，不就是一针一线为自己缝一件各自体面的衣裳，然后让自己安然离开，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体面”。
徐老先生的夫人在他50多岁的时候去世了，这让他感到伤感，他以为这份失落和寂寞会让他迅速衰老，枯萎，追随而去，但时间还是一天一天地过，不疾不徐，再后来，孩子们一个个长大，各自成家立业离开他的身边，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但时间还是一天一天地过。
他的健康向来都好，几乎很少生病，他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养生秘籍，甚至习惯了的饮食简单，粗茶淡饭，很少运动，如果说有爱好，就是早在年轻时候就喜欢的摄影，他说起从前年轻时候会和一些朋友周末到湖边或者公园里拍照，那时候男男女女一大群人，或者三三两两几个人，夫人爱静，不喜欢户外活动，所以从来不参加他的集体活动，他说，他拍过很多女伴们的照片，有些还是穿泳装的，太太看了也不生气，那口气里有一种淡淡的怀想和眷念。
（4424字）
邹璐
2013年11月15日
